唐太宗是天才军事家，教员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他讲究“先胜而后战”，会选择最有利的时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根本没有劳民伤财。战略战术的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的结合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仅举渭水之盟一例。

　　即位之初突厥趁机发兵，兵临渭水，李世民是怎么做的呢？先是扣押突厥使者，又轻骑而出，就带了几个人去怒斥颉利。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出其不意，打乱对方的战略意图，将主动权转到自己这方。突厥之所以这个时候来攻，就是以为自己刚即位，想来个措手不及，如果放使者回去了，就是示弱了，正中对方的预料。扣押使者，又轻骑而出，这就出乎了对方的预料。突厥孤军深入，本就会害怕，又见对方军容齐整，这个时候战则必胜，和则必固。至此，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场战斗的主动权，是必胜的。这个计策也不是谁都能用的，就带几个人去面斥颉利，不是有非一般胆识都难做到，这个计策成功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之前李世民打的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洺水之战等等百战百胜的战绩令突厥闻风丧胆了，如今见他轻骑而出，当然不免疑神疑鬼。所以这个计策是不可复制的，也只有当时的太宗能用，换个人都达不到这效果，勇气和智谋往往必须是兼而有之。

　　突厥果然来请和。他明明有十分的把握打退突厥，将达官醉而缚之，因袭其众，然后在幽州伏兵，击败突厥易如反掌。但他在衡量利弊之后觉得这不是最有利的时机，决定先议和，理由呢，一是打仗必有损伤，他刚即位国家未富，百姓未安，需要静而抚之。二是这一战胜了，突厥会因为畏惧而加强防备，再灭它就难了，陷入长期苦战的泥潭。他的目标不是眼前这一战的胜负，他考虑的是灭亡突厥的最终胜利。如此深谋远虑，走一步看一万步，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紧接着李世民积极练兵备战，打探突厥情报，挑拨突厥内部矛盾，果然在三年之后，趁着突厥内乱和雪灾，李靖发动奇袭，一战将其灭亡，大唐成为东亚霸主，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为什么“好战”却不亡，反而越来越昌盛呢？因为效率高，一场奇袭就灭一国，奠定霸主地位。后面基本也是这个节奏，不战则已，一战灭国，百姓真正打仗的次数很少，时间也很短，基本都是前期各方面准备很充分，瞅准了对方最薄弱的时机，已经是做成必胜的局了，才去打。所以真正会打仗的人反而很“慎战”，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要打，也做到一击必中，一战灭国，一劳永逸，根本不是“好战”。李世民的百战百胜也带来了震慑效果，给战争省了很多事，后期甚至出现还没开打，对方直接投降的事情，直接零损耗。

　　唐太宗根本不好战，如果你知道唐朝的霸主地位给大唐带来了什么，就不会质疑这几仗的必要性了，国内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了长久安全的环境，真正的做到了长治久安，“安万世之功”也就是这样吧。

　　竟然上两千赞了，大概看了一下评论区，很多人说渭水之盟李世民一定是倾府库换和平，史书说能打胜一定是给他贴金。推荐看看这篇回答，作者

　　有一句话一定要铭记：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能战方能和。如果真的走到了倾尽府库换和平那一步，让敌人看出来你宁可赔光身家都不敢开战，那么敌人早就直接把你宰了吃肉了。

　　我认为唐太宗对战争的理解比汉武帝更到位。汉武帝生于和平年代，而唐太宗生于乱世，武帝并没有领兵，没打过仗，而太宗军旅出身，亲自见识过战争的残酷，所以我认为太宗比武帝更能认识到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还有就是太宗的军事素养要远高于武帝，他远比武帝更懂如何运用战术在战场上击败敌人，这样一来，太宗与李靖等将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配合会优于武帝和卫霍等人的配合。从结果来看，贞观君臣彻底贯彻了兵贵神速四个字，每战速决，皆不伤及国本，而汉匈战争旷日持久，双方互有胜负，对两边国力都造成了极大损伤。所以，唐朝是速决战，为国家发展扫清障碍赢得时间，两边齐头并进，西汉是持久战，这必然对国家造成极大的负担。

　　总之，我认为唐太宗完美平衡了社会发展与对外扩张，这说明他对政治与军事及其相互关系理解非常到位，但汉武帝在两者之间的平衡不如唐太宗，所以西汉出现了国力倒退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称李世民这个武功第一的统治者为文皇帝，在这等人物的手中，军功、战绩、灭国无数仿佛是凭空生出来的一样，不需要什么五丁抽一、什么穷兵黩武、什么苛税重赋，只需要把这个人放到合适的地方，他就能如同火星兵一样大开无双，就好比EU4中的扬马延和十字军中的日落入侵一样，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但就是那么可怕与无解。

　　当年的成吉思汗有什么，他和他的子孙不照样一统蒙古开疆万里？也没见铁木真一生好战国亡。

　　当年的有什么，他和他的教徒不照样整合中东传教天下？也没见世界有什么衰败。

　　这世间就是这样，总有人能两头兼顾，吃了熊掌再吃鱼，也总有人两头难顾，丢了西瓜还丢了芝麻，而至于是“力排众议”还是“一意孤行”，是“以静制动”还是“坐以待毙”，就要交给历史和后人来评价了。

　　汉武帝的胜利是类似美军的胜利，也就是以强大的物质力量不计成本的压上去，再挑选几个比较能打的将领，最后直接打垮了匈奴。但这样的代价就必然是是有大量无效资源的投入，最后虽然获胜，但收益却并不一定高。

　　比如汉匈战争中最著名的漠南漠北之战，汉军出塞时有战马十四万匹，但回来时只有三万匹，也就是说仅战马这一项汉军损失就有十万匹以上。而当时，一匹普通战马的价格可以达到十万钱以上，也就是说汉军损失的战马价值超过百亿。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汉武帝平定匈奴的战略意义，但这笔钱肯定是没办法从匈奴身上捞回来的。

　　由于李世民本身具有极高的军事天赋，因此他在制定战略的时候，总是谨慎但又大胆的。这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当初东突厥被平定之后，北方草原上兴起了有一个大的部落——薛延陀。薛延陀强大之后，对内附的东突厥一直虎视眈眈。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告诉东突厥的领导人阿史那思摩，如果薛延陀打你，你就赶紧撤退到关内——但在撤退的时候要记得把沿途的草场焚毁。

　　后来，薛延陀果然进攻了东突厥，于是阿史那思摩遵照李世民的指示迅速撤退并焚毁了草场。结果，阿史那思摩退入关内之后，薛延陀攻又攻不下，退又没有给养。就在这时，李世民下达了对薛延陀进攻的命令。在将领开拔之前，李世民对将领们说，用兵之道，见利则进，不利则退，我已命阿史那思摩在撤退时焚毁了草场，但薛延陀却赖在那里不走，如今已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如今只剩下了回老家一条路。但你们也不用着急，到了地方之后不用跟他打，等他们撤退的时候再发起进攻，这样一定能大败薛延陀。

　　最后的结果是，李勣在诺真水仅以六千人便取得了斩首三千、俘虏五万的战绩，薛延陀自此元气大伤。

　　纵观贞观年间的主要战争，李世民用人选将极为精准，制定的战略也非常切合实际，无论是北定突厥、薛延陀，还是西征吐谷浑、高昌，都是短短几个月内就完全解决战斗，对方的头领或被杀或被俘，整个战役结束地干净利落。这样一来，李世民但凡作战，必然是一战就能基本解决问题，俘获的人口、牛马以及占领的土地，对于大唐来说都是正收益。

　　当然，李世民也不是不打败仗。但作为顶级的军事家，李世民的优点在于撞了南墙知道回头。比如，在后来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在看到传统的战争形势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李世民迅速接受了李勣等人的建议，改以袭扰等方式逐渐摧毁高句丽的经济根基，最后积数十年之功一举平定了高句丽，避免了隋炀帝的覆辙。

　　到后来的玄宗年间，连年征战之所以劳民伤财，是因为战争带来的收益本身已经变为了负。比如说唐征南诏之战，天宝十载唐军损失六万人，天宝十一载唐军损失七万人，而当时整个南诏的总人口也还不到百万。很显然，这是一笔亏本买卖。而在贞观年间，李世民常常是以数千人的伤亡，就可以彻底消灭一个几十万甚至百万人口的部落。如此一来，战争对于唐朝带来的收益，自然就是正向的。

　　其实古来之所以说好战必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情况下君主都是世袭的，这就导致除了开国皇帝之外，几乎所有的继任者都没有经过战场的历练，自然也就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若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依靠强大的国力还能打赢几场仗，而一旦国家实力不足，接连遇上几场败仗，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基本完了。

　　而李世民，这完全就是个被皇帝光芒掩盖的顶级军事家。自古以来的名将，有些长于谋略，有些长于战阵，有些长于武艺，但李世民却属于无一不有的奇才。论武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对他来说不过是惯常操作；论战阵，李世民对骑兵以及步骑战法的领悟，可以说是古代将领中第一流的存在；论谋略，李世民能熟练的运用和战之策为王朝取得最大的利益，做到不战则已，一战必胜。、

　　说起来汉武帝的军事能力在帝王之中也算是上等，但奈何李世民实在是过于生猛。拿汉武帝跟李世民比，那就真有点欺负老刘家了。在唐朝皇帝中，适合跟汉武帝对比的，应该是唐玄宗。

　　作为伟人钦定古代皇帝第一梯队的一员，汉武帝这一生说好听点是“大有为”的一生，说难听点就是折腾个没完的一生。

　　比如说在北边和匈奴死磕了一辈子，在南边又对南越、西南部族又拉又打，将汉帝国的版图又扩大了一圈。

　　如开规模开发西域、在河套地区驻军，又比比如动用十几万军队把黄河从东到西修了个遍。

　　再加上汉武帝个人的私生活也搞得异常精彩，比如各种赏赐皇子、求神拜佛、泰山封禅等，哪一项不得轰轰烈烈？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刚刚当皇帝那会儿，府库粮食全满，国库里还有着几百亿铜钱，很多串铜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像什么修城池、冶黄河，只要把工程干好了，汉武帝大手一挥就是十几万钱的奖赏。

　　人家秦始皇也像汉武帝一样折腾，这才十几年秦帝国就崩了，但是汉武帝却一连折腾了五十多年，汉帝国仍然屹立不倒。

　　历经文景两帝七十多年的放养，汉帝国也从最开始刘邦出行都凑不到六匹一样颜色骏马，到后来中央粮仓里净是陈谷。

　　在这七十多年的修养生息中，不仅是民间和国库的日渐肥腴，也使得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开始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

　　打个比方，当时的汉代社会就如同，现在的某现代现代化国家中（说的就是你，韩国）石油、卫星、航空、电信等支柱型行业被国内的几个寡头操控。

　　由于这些商人集团太过于出名，司马迁也在《史记·货殖列传》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位置。

　　其中有详细介绍的为八位，这八位当中有四个都是搞冶铁业，其他则是分别从事流通、粮食、种植和金融等。

　　这些大商人就是所谓的“豪强大家“，在《史记·平淮书》中就有他们横行天下，诸侯都“俯首仰给”的记载。

　　这些商人吃穿住行，都快赶得上当时的一些有封国的诸侯了，于是司马迁给这些人取了个“素封”的称号。

　　也就是指些那没有实际封号、官爵和领地，但是在吃喝玩乐的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侯爷的人。

　　在商人获得原始资本的积累后，也没有逃掉封建社会的固有规律，大量的新富阶级开始兼并土地成为地主。

　　继而在这一新身份的掩护下，获得了普通商人难以得到的诸多特权扩大和发展产业。

　　这些大商人在与地方政府勾结后，又开始各种巧立名目逃避税收，这就导致了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的严重脱节。

　　肥的基本全是那些功勋阶级和商人阶级，而汉帝国的升斗小民却时常忍受土地兼并的痛楚。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孱弱、经济和税收制度漏洞百出等等都是汉武帝亲政后亟需解决的事。

　　这些问题在汉朝刚刚建立那会尚且可以回避，维持一下表面的繁荣，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国家若有丝毫变故，那么中原大地可能又会烽烟四起。

　　就单论冶铁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毕竟什么时候炒钢，什么时候热锻都是需要一定技术门槛和设备支撑的。

　　最重要的就是食盐行业，这个行业只要挖个卤水井、盐池就能开始制盐，成本极低。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口号下，无数的盐农经过积累摇身一变从农民阶级跃迁到了地主阶级。

　　他们也懂得，没有权力作为根基的财富也只是一个浮萍的道理，于是他们开始勾结地方官府。

　　尽管中央政府从盐商里面收不到多少税，但是统治者还是信仰无为而治，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看他们壮大。

　　但是到了公元前120年，政府要想在“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自马邑之谋以来，汉匈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多个年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黄河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关中地区又蝗虫肆虐，无数百姓沦落到啃树皮、草根的地步。

　　于是为了妥善处理这些老百姓，不使他们变成流民各地到处流窜，汉武帝决定全国的粮仓都放开了给灾民们吃，但是这还是不够救济灾民。

　　于是汉武帝又将70多万灾民全迁到边郡安置，衣食住行全由政府负担，只求他们不闹事。

　　本来战争就将府库给掏空了，现在又搞个七十多万人搬家的大手笔，再加上一年后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的战事，汉政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

　　为了填上这个大窟窿，汉武帝只有先拿利益巨大，且监管不到位的的盐铁业开刀。

　　此时的汉武帝要是粗暴一点，说不定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员，以及大商人会立即抱团，势将“自由经济”发展到底。

　　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下凡来指导人类，就如同盖房子一样，必须要有几个柱子，几个梁。

　　正是有着这一个特长，汉武帝特意提拔他为自己的秘书，来计算国家的各种日常开支。

　　以丞相公孙弘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在河套驻军就是一个财政陷阱，根本就没必要浪费钱财在哪里。

　　这群人在朝廷一人一口唾沫，将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就在大家一致决定撤军的时候。

　　除了人聪明外，桑弘羊这个人还有个十分加分的社会属性，那就是他出生商人家族。

　　家中有从商的长辈，这也就意味着煮盐冶铁的那些环节该交税、有那些潜规则，桑弘羊都门清。

　　就是这样一个能算、会说还懂得潜规则的复合型人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场伟大改革的操盘手。

　　细数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变法，成功的都很少，更别提那些功成身退的人，离桑弘羊远点的吴起，近点的商鞅，那个得以善终了？

　　于是在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局中，桑弘羊的职位仅仅是一个侍中，只是这个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背后出主意的人。

　　盐商就如同中间商一样，先从盐户手里低价收购食盐，然后在高价卖出去，这其中的差价在汉景帝时就有了五倍之多。

　　人家盐户又煮又煎忙活几个月，才拿着微薄的利润，而盐商们左右手一倒腾就赚了好几倍，这谁受得了。

　　于是在改革之后，政府向盐户们免费发放制盐工具和生活费，牢牢的将食盐的供给侧抓到了手里。

　　这俩人在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后，就乘着专车巡行天下，去宣传盐铁专卖是如何利国利民的，并在相关地区设立盐铁专卖机构。

　　虽然此时的他俩很卖力的给汉武帝办事，但是可不要忘记，他俩根本就不是传统的封建官僚，而是汉武帝的外聘专家。

　　出于其商人阶级的立场，东郭咸阳和孔仅因为对汉武帝打压商人不满，而上书抨击汉武帝，这件事气得汉武帝直接免了他俩的职。

　　在这哥俩被汉武辞退后，桑弘羊才开始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操盘手。

　　凡是汉武帝想整的人，只要交给张汤去办，那么立马就能给安上一大堆罪名，而且人家还总能从法律条文中找到依据。

　　最重要的张汤这个人还特别听话，凡是重要案子，早汇报晚请示，一样没有落下。

　　在盐铁官营开始前，张汤就迅速的收集到了大小官吏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商勾结收贿赂的证据。

　　于是在改革开始后，只要没跳出来反对，那么汉武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好好过日子。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在西汉时期全国在27个郡设立了36个盐官，从河东、上郡的池盐，渤海、会稽的海盐，雁门、巨鹿的碱盐到益州、犍为的井盐，全都归官府所有。

　　铁官则在帝国境内分布更广，累计遍及四十个郡国。南阳、太原等地成为了著名的冶铁中心。

　　并且在辽东、西北等偏远地区，也开始建立冶铁中心，主要为前线兵士提供兵器与铠甲。

　　单纯从军事上来说，盐铁官营为汉武帝北击匈奴提供了军费，苦在当代，利在千秋。

　　文景时期，帝国境内农业税极低，国家财政完全就是靠着煮盐、冶铁、铜矿等产业苦苦支撑着。

　　据《盐铁论》记载，当时一个大盐商所雇佣的劳动力通常达数千人，而一个劳动力领到的工资足以养活一个六口之家。

　　这些产业就像一个大型蓄水池一样，将成千上万的精壮汉子蓄在里面，让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活下去。

　　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民要是失去了土地， 但是只要还能靠出卖劳动力赚钱，他们也还可活下去。

　　只要还能混上一口饭吃，不让妻儿老小，忍饥受饿，善良的中国农民就不会想着造反。

　　但是现在国家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并且盐铁官营了一段时间后，汉武帝为了节省开支，将从事煮盐、冶铁的那些平民换成了服徭役的民夫和罪犯。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村或者小区突然多了几个鬼火少年、或者鬼火中年，整天都在村里乱窜你们怕不怕？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那就是国家之所以让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去职校继续读书。

　　很快，商人们就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好事，那就是向破产的农民收购土地。

　　但最可怕的并不是富人们的“田连阡陌”，毕竟人家富人买了田也是需要人种才能有产出不是？

　　所有失去田地的农民还不至于立刻变成流民，他们还是可以寄居于某地主名下当佃农，混一口饭吃。

　　最可怕是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些人靠着手中的权力，逐渐填补了官和商之间的空白，也就常说的官商。

　　在汉武帝疯狂敛财的那段时间，官商们也混得风生水起，他们垄断了市场上各种赚钱的买卖。

　　作为一个商人，好歹也是需要经营、要发工资、要盈利的，这过程很漫长，很艰辛。

　　那种做法最low，还容易激起民变，只要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不会去这么干。

　　毕竟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僚的成长并不意味着职务的高升，而是意味着有了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官吏们洞悉人心的弱点，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

　　他们在升迁的路上调和了多少真金白银的冲突，那么就意味着受到了多少真金白银诱惑。

　　汉武帝开办的盐铁专营，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比较高外，还有着另一种收入——暗税。

　　之前我就说过，世界上最会捞钱的政府，从来不是那种横征暴敛的政府，那种不是政府，是。

　　从经济学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无论你是穷是富都得吃上两口盐，挥几下锄头才不会死。

　　这就使得官府只要控制住供给侧，悄悄的在食盐生产或销售环节加税，即给国家增收，又不至于让百姓饿死。

　　这哪里是生产工具啊，完全就是一堆废铁，就因为大、重就可以卖得贵，才做成这样。

　　就算卖你二两白豆腐，定一个满汉全席的价，你不买也得买，反正就此一家，别无分店。

　　至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相结合，民间的经济活力全被这群吃拿卡要的蛀虫给霍霍干净了。

　　更为可怕的是，这次经济改革的实验的开始，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样，放出了贯穿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梦魇——豪强。

　　普通商人、地主就算在怎么欺行霸市，鱼肉百姓，但是总还遵循着经济规律，有着这一行的规矩。

　　那就是商品的价格不能太离谱，不像汉武帝一张鹿皮四十万钱，地租也不能太高，要给小农留条活路。

　　但是有着“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官商可不讲什么规律不规律的，有什么比抢劫来钱快啊？

　　《汉书》就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

　　生产财富会增加财富总额，这个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毕竟一粥一饭当知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

　　当官商阶级掠夺了大量金钱后，自然也会带着巨额的财富冲向那个巨大的市场——土地。

　　比如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在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后，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府。

　　在当时一枚铜钱足以买到一升小米，如果按照当时的米价折算为人民币至少为2亿2千万。

　　就这样，帝国的财富被这群官商敲骨吸髓式着盘剥殆尽，要不是远征匈奴带来的胜利给汉帝国吊着一口仙气，估计长安宫早就不姓刘了。

　　人民总是要生存的，当政府断绝了人民正常的求利空间，那么非法的求利空间便会出现。

　　汉帝国的这些非法逐利者们也开始粉墨登场了，由于这群人太过于出名和重要，历史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称呼—豪强。

　　最开始的豪强其实也还是原来的那一批商人，但是在市场竞争中被官商以非市场手段搞下了台。

　　尽管失去了合法的收入来源，作为帝国的精英，他们立刻明白了要想在这场改革中大富大贵，那么就必须同流合污。

　　于是这群人开始和官府勾结，充当政府的白手套，用种种暴力手段去压榨农民们的每一块铜板。

　　于是在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光是长安就涌进了四十万的流民，而流落于全国各地的流民更是不可计数，整个帝国摇摇欲坠。

　　面对如蝗虫般的流民，汉武帝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以铁腕手段去处理全国的豪强问题。

　　参考资料：《中国金融史1》、《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家》、《中国经济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